
❶守来的胜利
老股民都知道,2023年以来的A股走势,像极了2012年的样子。
彼时经济尚未见底,各路产能过剩。大盘受此影响急转直下,先是跌破了主流媒体臆想的2132点“钻石底”,稍有修复后又一路下滑至12月份的1949点,期间再没有一个像样的反弹。
(2012年前后,上证指数的走势图)
在一片哀鸿遍野中,拟上市公司都对冲刺IPO失去了兴趣。
2012年共有150只新股发行,实际募集资金926.951亿元,较前一年分别下降45.2%和63.4%,数量和融资规模为2010年以来低点。
这一年的IPO市场有多么不景气?例如2012年最后两个月,A股仅新增1家上市公司,即2012年11月完成IPO的浙江世宝。
但离谱的是,为了顺利首发,浙江世宝压着牙缩股降价,实际募集资金仅为3870万元,相比计划筹资5.1亿元缩减了九成。有市场人士分析称:
浙江世宝的募资金额,还不够支付发行所需的承销费用。
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尴尬的一幕:在交易所敲钟现场,上交所领导、券商代表欢声笑语,公司高管一脸木然。
IPO规模在下滑,再融资市场也不容乐观。
2012年,A股再市场市场的合计融资3555.9亿元(其中实施增发157起,募资3436.5亿元;配股7起,募资119.4亿元), 比2011年的4256亿元少了整整700亿元。
然鹅,“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”。正是由于那几年里A股融资规模停滞不前,滞留在股民们投资账户上的资金硬是支撑了A股的最后一口气。它的基本逻辑是:
股价的长期表现取决于上市公司质地,短期表现取决于股票的供需关系。
根据公式“平均股价=总投资金额/股票供给总量”,一方面,在短周期内(例如一个季度里),如果没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大动作,资金进出均衡,沉淀在股市中的资金量基本恒定不变;
另一方面,当新增上市公司(IPO)及已上市公司发行新股(再融资)较少时,股票供给总量没有泛滥(分母较小)。
值得注意的是,这里的“A股平均股价”,可以简单地反映为成分股指数(例如上证指数就是选取有代表性的成分股,通过加权计算而成)。因此不难理解:
由于供需关系偏紧的基本面还在,在稀缺性的作用下,2012年A股的平均股价有很大的惯性支撑,不会无下限地跌到三位数。
在2010-2012年最灰暗的日子里,A股就靠着供需关系的基本原理低调地苟活,而被伤透了心的股民也因为股价的“安全垫”而拒绝销户。他们瑟瑟发抖,穿越了股市周期,活到了2014年波澜壮阔的大牛市。
总的说来,这一年的A股股民置身于黎明前的黑暗,最终为这个曲折的故事划上了HE(Happy Ending)的结尾。
安徒生说:
在幽暗的荆棘路上,鼓起我们勇气、给予我们安慰、促进我们内心平安的,是映射出的一个个明朗的图画与数字,它指引人们超越时代,走向永恒。
❷狂飙突进
这几天,有技术派人士分析上证指数的走势图后发现,如果把2015年大牛市作为基准期,前后5-6年的大盘走势呈现出阶段性调整的:
对称美。
技术派人士的最终诉求,无非是羞答答地寻求可能的HE(Happy Ending):
2024年的A股能不能与2013年一样走出一波反弹,甚至更乐观地期待1-2年之后出现史诗级牛市?
我很遗憾地认为,即使抛却宏观的基本面分析,光是从自身结构看,A股就不存在2013年那波行情的基础:
这些年A股融资的规模,实在是太大了。
先来看看最近十年A股新增上市公司(IPO)的情况。
2014年是上一波牛市的启动前夕,A股全年完成IPO共计109单,此后五年,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平均为250家/年;从2020年,IPO的发行节奏稳定在500家/年。
IPO实际募资总额方面更有戏剧性,过去十年IPO年均募资2954.68亿元,且同样是以2020年为分界点,2014-2029年间IPO募资总额均低于平均值,此后四年均高于平均值。
虽然…但是,和再融资市场相比,IPO发行市场已经算得上保守了。
再融资市场(SPO)是指由已上市公司发行新股,方式包括定增、配股、优先股、可转债等。
过去十年,A股再融资规模合计为96780亿元,是IPO的3.2倍,其中在2016年,SPO共计完成募资17217亿元,是同期IPO规模的11.5倍。
(2014-2023年A股IPO与SPO实际募资情况对比,来自于《财经》杂志的汇总)
IPO与再融资规模的倒挂现象,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:
已上市公司比拟上市公司更缺钱。
如果对比美股,A股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规模就更不正常了。
过去十年间,美股IPO累计融资8618亿美元,再融资累计7177亿美元,IPO融资规模超过再融资。
(2014-2023年美股IPO与SPO实际募资情况对比)
在一个正常的股票市场里,掌握新技术、新模式的优质公司通过上市解决最迫切的资金短缺问题;掌握闲置资金的个体/机构投资者通过甄选投资标的、分享成长红利。双方合作共赢,最终达成社会利润的平均化——这是股市制度设计的基本逻辑。
但在A股,完成资本的惊险一跳、短期内不应该缺钱的上市公司纷纷以再融资筹钱,筹资规模甚至是IPO时的数倍。
例如2019年11月证监会公布再融资新政,在“定增八折优惠、解禁期减半”的刺激下,2020年成为定增最猛的一年。其中:
有12家企业在上市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启动了再融资。
合着我大A股上市公司有上市debuff,完成首发上市的史诗级任务后血槽下降50%,被动触发股民们“追加一轮输血”的隐藏任务?
当然,如果公司上市后业务一片大好,在行业内遥遥领先,通过再融资实现超速发展也说得过去。
再次然鹅,最近十年中,沪深300指数的每股盈利涨幅显著低于公司盈利,这似乎说明:
企业虽然通过再融资增加了公司盈利总量,但公司的每股盈利却被摊薄,资金的使用效率边际下降。
换而言之,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方案,其实是不经济的。
既然上市公司融资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下降,且股权融资的成本较高(注:股权融资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),企业为什么还热衷于从资本市场融资呢?
因为部分IPO公司急着把上市公司卖给A股股民,部分再融资公司急着帮大股东套现。
所以近期来,证监会三令五申地“控制IPO节奏”,在一定程度上,它的出发点是好的,但却不完全对:
监管层与其减少A股IPO的融资量,不如花大力气严肃再融资的审核流程,控制已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规模。
❸哥不敢停
2024年1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,历来走位飘忽的大V胡锡进发文称:
股市正跌得让股民们很痛苦,老胡却看到,一些省市公布了今年的工作计划,其中多个省表示要力争在2024年新增几十家上市公司。我不知道这样的计划是否征询过证监部门的意见、考虑了广大股民的感受了吗?
但事实上,证监会对各地的上市野望表示爱莫能助。
根据《上海证券报》统计,在刚结束的2023年里,全国至少有18个省份发文称,或培植本地企业上市,或招揽外地拟上市公司,并对此类公司发放高额现金补贴。
例如某省省会的上市激励政策如下:
1,拟上市企业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完成辅导备案的,补助300万元; 2,获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首发申报材料的,补助300万元; 3,首发上市成功的,补助400万元。 3,新迁入我市3年内成功上市的企业,除享受企业上市各项补助外,另可获得补助100万元。
该省第一大城市公布的上市激励政策,则把重点放在了“榜下捉婿”的环节,并增加了对自然人的奖励:
1,上市公司迁址补助方面,新政对在境内外上市的青岛市外上市公司将注册地迁至崂山区的,根据迁入时上市公司市值分别给予1000万元、1300万元、1500万元补助。 2,自然人股东因企业首发上市或在新三板挂牌,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优化股权结构的,企业上市挂牌成功后,予以一定奖补。 3,保荐券商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,每成功服务于1家本地企业首发上市,分别给予每个服务团队最高10万元奖励。
地方政府“筑巢引凤”、吸引外地有潜质的企业落户,显然是看中了IPO的广告效应与财税利益。它不但关系到当地主管部门的政绩,也关系到当地财政的充盈程度,是万万不能因证监系统“征询”而半途而废的。
至于地方政府花大力气孵(bao)化(zhuang)本地企业上市,则包含两方面的逻辑。
一方面,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,地方政府通过旗下的母基金,培育本地企业在重点赛道超速发展,然后提供上市方面的配套激励措施。在此过程中,政府母基金充当了VC的角色。
例如2023年,苏州高新区共诞生了5家A股上市公司,累计上市公司家数达到了惊人的34家,达成了多方共赢的高光成就:上市公司得以超速发展、地方政府获得了税收与政绩双丰收,当地居民得到了就业方面的实惠。
但另一方面,在近几年的IPO狂潮中,真正优质的项目已经被筛过了若干次,缺少优质企业的地方自然就打起了另外的主意。
例如北交所成立后,相对优质的新三板精选层股票优先上市,原先够不着条件的公司也被包装一新,申请上会——明眼人都知道,两者的质地显然有区别。
(此处省略86字)
资本市场的都市传说,连网络小说作者都不敢想啊。
2024年1月26日,中国证监会发布2024年系统工作会议纪要,强调2024年的工作重点在于:
1,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; 2,加强发行上市全链条监管; 3,评估完善相关机制安排。
其中,证监会明确提到了“要严把IPO入口,严控上市企业质量”。
这个结论是很政治正确的,但并不能把A股的低迷都归咎于IPO发行规模。我认为至少需要澄清几点:
第一,A股跌得一塌糊涂,并不仅仅是新股上市得太多了,而是因为符合规定的优质上市公司太少了。如果A股能够吸引全球优秀公司前来上市,每年发行数量再多,也不会带崩股价,毕竟闻讯而来的投资资金将更多。
真正让A股“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”的,是腰带太松造成的不伦案例。例如2019年以来的“IPO大跃进”中,曾经顶着“光存储第一股”光环的紫晶存储风光无限,上市首日涨幅超过300%。很很快,该公司涉嫌欺诈上市,超九成利润都是虚构的,给了科创板投资者一个小小的震撼。
第二,即使考虑在短期内新股上市的“抽水效应”,IPO的虹吸作用显然不如再融资。在救市过程中,为了避免新股滥发引发的供需失衡,监管部门应该花大力气整饬上市公司的再融资(尤其是定增市场)。
第三,一味的关停上市通道,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。企业通过IPO上市,是PE/VC的重要退出机制。如果这条路被人为地堵死,天使投资人必然加倍珍惜手里的筹码,初创公司的融资难度必然倍增,结果显然不利于全社会的创业与创新——让A股和谐发展的前提,是禁止劣马参赛,而不是禁止新马出现。
第四,最有效、最具震撼性的监管措施是严肃退市纪律。我们大A股曾出现过“财务造假顶格罚款60万”的奇葩规则,所幸近年来监管得以进一步强化,但还是不够。
A股市场真正的问题在于上市公司良莠不齐,坏公司占用了市场上的稀缺资金、拖累了整个市场的表现。唯有严厉地“发现一批,退市一批”,A股才有可能建立起优胜劣汰的机制,价值投资才不会成为一个笑话。
但这一切知易行难。
例如地球人都知道,2019年11月证监会放开鼓励再融资市场,主要目的是保障央企、国企的融资通道,尤其是随后不久即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,以及经济复苏的动能原因,更是让A股:
融资不能停。
(此处删除337字)
2010年1月,曾经的“中国证券教父”阚治东发行了一本自传《荣辱二十年:我的股市人生》。
书中提到一则花絮。
1990年12月19日,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,阚治东以上交所理事会副理事长的身份,陪同正理事长李祥瑞接待外宾的到访。一位知名的华尔街金融记者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:
为什么上交所的英文名称是Shanghai Securities Exchange?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所都使用专指股票的Stock,为什么你们用泛指债券的Security?
阚治东一脸震惊地向李祥瑞翻译了这个问题。而年过六旬的李同志不愧是老江湖,他迅速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:
上交所刚刚起步,股票少、债券多。目前交易所只有8只股票,却有31个债券交易品种,内容涵盖金融债、企业债、国库券…目前交易所的定位,是为我国国民经济提供便利的融资场所,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所。
1992年底,为了适应上交所业务规模迅速扩大的现实情况,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向上级部门申请,在上海浦东新区建造上海证券大厦。
五年以后该大厦竣工,上海证券交易所整体搬迁至浦东南路528号的新址,上交所的一切业务,似乎都走在新的大路上。就如同挂牌仪式上那行熠熠生辉的文字:
上海证券交易所 (Shanghai Stock Exchange)
如果当年那位提问的外国友人故地重游,想必认为从1997年起,上海证券交易已经完成国际接轨了吧?想必认为中国的证券交易所的历史使命与定位,已经不再是提供融资便利,而是为上市公司服务了吧?
那似乎是一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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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Feb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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